上集閱讀：他的過去發生過什麼事？校園教育工作者如何照顧非典型學生(上)

如何「發現」有特殊需求的孩子，成為可以接住的人？

她進一步向文國士老師提問：「小學老師那端，是要家長或安置機構帶回管教的，而你從過去擔任小學老師那端，現在移動到安置機構這端，被迫『把小孩帶回管教』，你的處境跟孩子的關係與轉換的情況如何？」。

文國士先從安置機構孩子「回家」說起，「安置機構的孩子放學後回哪裡？孩子是沒有家可以回的。他可以回到的地方，除了寄養家庭之外，有些是安置機構。他提到在前幾場講座說到，很多時候事實跟標籤是同一件事，標籤本身是中性的、是必要的，現在生活資訊爆炸，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重心、如果要對每個議題都百分百瞭解，生活就過不下去了。標籤對每個人是有功能的，只是遺憾，獵奇、歧視是發生在標籤的過程裡，概念上有些一樣，例如：會來到安置機構的孩子是家裡無力扶養的情況，一方面他想陳述事實，同時他也不想要標籤孩子。文國士提醒，使用「酗酒」這個詞是想呈現他的「狀態」，酗酒很容易跟「不努力」、「廢」連在一起。雖然並非所有人，但很多人是孤單的，來時路是靠著酒陪伴，很多大人是用酒精在陪伴自己。談論這些議題時，很常使用這些名詞，例如：酗酒、家暴，但這不代表是在責備他們，本身是個複雜的討論。在中低階級，為什麼會容易觀察到家暴、酗酒，這是黑數的問題，因為中產階級比較不會被知道。來機構的小孩的原生家庭來時路是辛苦的，指責他們「為什麼你不更怎麼樣、不更怎麼樣」，討論這些不及格的父母的來時路，無論他們的原因是什麼，十之八九，父母自己也沒有經過好的陪伴。

「回到安置機構而言，全台灣有一百多間，離東華大學不遠的秀林、新城的微型安置機構很密集，一般人認知安置機構是育幼院，陪伴的是國中以下，我現在工作的陳綢兒少家園在埔里，從小學到成人初期都有。全台灣一百多間安置機構陪伴的年齡層不一樣，育幼院是男生、女生都有，安置機構是男生、女生分開，因為其中考量的是男生、女生面對的議題不一樣，青少女的議題、來時路有的會遇到性侵。機構有差異性，在機構裡我們是什麼角色，機構裡孩子的來時路，成長路上都有傷，大或小、深或淺，但會在安置機構的孩子的來時路受得傷很深，在關係裡面受的傷，就該在關係裡復原。演講前跟意雪老師討論到「基模」，孩子沒有好好體會過、好好說話的基模，我們就是陪他好好建立基模的人。」文國士分析生輔員的角色很重要，陪孩子復原的過程，有很大比例是在機構，有各式各樣身心課題，因為孩子們在學校裡面沒有被接住。

「孩子在家裡、在學校沒有被接住，就會來到機構，這是為什麼機構孩子各式議題比較多。安置機構常被說是『社會安全網的最後一站』，接下來他們就成年了，但我們接得住所有的孩子嗎？七、八成孩子，我們接不住。因為小孩的來時路很辛苦」，文國士進而分析「結構」造成安置機構的限制，在一般家庭裡父母二打一就已經很累，安置機構的師生人力比最合理的是二比一，每個小孩都要有陪伴者，但這要花很多錢才能達成，實際上不可能。他一個人同時陪伴六個小孩，晚餐吃什麼？吵爆！電視看什麼？吵爆！……充滿生活細瑣的事，當他做為現場老師，師生人力比是目前這樣，機構現場的勞動條件辛苦，就很難做到什麼事情。但要改變結構限制，則關乎議題的大小、決定資源的分配。

文國士也提出安置機構辛苦的地方，第一個辛苦是，安置機構裡的孩子很難接住，因為他們來時路很辛苦，雖有生輔員陪他三年、五年，但這些孩子通常是情感孤單，一路上沒有家人，經濟很單薄，又經歷很多機構移轉，這些孩子的過往和未來比較特別。第二個辛苦是，照顧員跟現場老師一樣，心裡會希望作更多，但師生比、現場的限制會讓你孤單。


現場參加者對兩位與談人提問，互動反應熱絡。

為什麼繼續在困難的地方撐住「社會安全網」？

在這些結構性問題後，林意雪老師進一步提問「大家談到結構性的問題會很無力，你是社會安全網的最後一層，壓力都會很大，這些孩子常被送回來。什麼原因，讓你在這樣困難的地方繼續做這樣的事情？」

文國士回應，一路上幸運的是，他很清楚工作上要追求的事情，薪資代表勞動條件，每個人在追求成就感，但他這幾年在工作裡鍛鍊，不要談成就感，而是談「意義感」。太多時候，成就感常被可見的改變綁在一起，但談到教育這件事，有很多層次的問題，第一個「什麼叫做好？」這標準到底是誰定的；第二個「生命的成長是可以量化的嗎？」學校裡會談很多；第三個是，面對這些兒少的困難，過度放大「成就感」，就會很絕望。如果長時間談「成就感」，就看不到希望、幾乎看不到進步。難道陪伴孩子的這幾年就沒有意義？文國士還是會覺得很有意義。

他以社福捐款的佔比為例，說明少年議題較少受到支持。在捐款所有議題裡最受青睞的是兒少議題，兒少議題佔這當中的四成，如果再把兒童跟少年分開看，單單支持少年的捐款不到這四成裡的一成。「這很現實，我們對人的投資，是希望有希望感，年紀越小，越讓人有希望感。為什麼我要捐款給一個『八加九』？我能理解這些捐款人想法，但是難道這些不可愛的青少年，就不需要被支持嗎？他們難道不是生命嗎？」文國士反問現場的大家。

他再舉例，機構裡的小孩，未來最好最好的情況，是在庇護工廠、麵包店、洗衣店、加油站工作。有個九歲孩子長得很可愛，對這孩子未來的預設，是可以在某個庇護工場下，安安穩穩工作一輩子，「穩定就業」是通常看這些孩子的指標。孩子們能在一個地方「穩定就業」已經很困難，更不可能去談薪資條件合不合理、升遷條件、進修管道。

接著，文國士指出在「安置兒少」領域，有一群是所謂的司法少年（未滿十八歲的少年犯了刑法），「我們會講說，很多時候我們對他的陪伴，是他未來要犯罪的時候，他在心裡會想到，我這樣做會讓誰失望？所有人都是這樣，一開始求好、求變，就是想要一份穩定、想被愛的感覺，談到少年『八加九』，大家都會覺得他不自愛，可是如果去看他的成長軌跡，從很辛苦的原生家庭、到沒有被接住的學校經驗，抽煙、喝酒，去看他的成長經驗，他不自愛，但如果一個小孩沒有被好好愛過，怎麼會有自愛的理由？」。

文國士提醒，即使是有競爭力的人，也面臨選擇不自由「教育規則是，比較有競爭力的人，可以考上更好高中、頂尖大學的人，就是在這套遊戲下可以適應的人，但這些人不代表沒有他們的課題，考上台清交的人難道就沒有自己的課題嗎？東華大學已是很好的國立大學、在東華大學讀書的人就沒有自己的課題嗎？在TFT裡，一票台清交，因為家庭條件、個人條件太好，父母親會覺得一路栽培他到這樣、怎麼只想當一個老師？怎麼沒有去賺更多錢、希望他們去做更高的事情」。

文國士提到，有個少年來到機構是17歲，這個少年到17歲的時候才被診斷出有「智能障礙」，在他成長過程，從家庭到學校都沒有被發現、都被漏接，「他17歲生日那天，我帶他去買蛋糕，他感動到哭，這是第一次有人慶祝他的生日。以安置機構為代表，這裡面的兒少，很多人的處境其實是不被多數人認識的，但他們真實存在」。

做為這些孩子的陪伴者，文國士以自己很喜歡的一句話「最好的陪伴是不帶期待的」帶出幾個討論面向，「愛一個人，不是他變成你要的樣子、走向你要的成功」，「我看著這些在安置機構的兒少，會預期他們的未來是特別辛苦，陪著他們時我會想做更多，但那當下『我想要』不一定是他的需要。一來一往之間，支持一個人、愛著一個人，陪著他，又不帶期待，這是很重要的修練。這對各位未來當學校老師也是很重要的課題」。

希望「學校」對安置機構的孩子是什麼樣的地方？

從文國士分享這些在機構的心得，意雪老師詢問「剛剛提到『你想要的不一定是他需要』，作為安置機構的老師立場，當你把小孩送到學校，你會希望學校對孩子是個什麼樣的地方」？

文國士從孩子的需求、無可選擇環境、學校來闡述，而機構對孩子是從生理照顧到認知能力的行塑。機構裡小孩的需求，跟一般人一樣，我們活在過度強調天賦、努力的文化裡，很少提到「環境」的影響，但其實「環境」比天賦的影響更重要，他舉例「像奧運的跳高選手站在流沙，我站在彈簧床跳，他越用力卻越下沉，我卻越跳越上升。天賦跟努力是重要的，但人的慣性，當人不得志時，回到人的討論時，『環境』很少被重視」、「回到需求來說，如馬斯洛需求理論提到，安置機構的情況，從小被嚴重忽略的小孩、被關過狗籠的小孩，他到機構之前是沒有吃過熱的食物，各式各樣生理上的需求是沒有被滿足，機構處理的是符合他基本的生理需求，雖然是比較底層的環節」。

第二個無可選擇的環節是沒得選擇學校，「我們談適性良才，理想上是談適性良才。但機構的小孩住的環境沒得選，會到機構的小孩，在K12的階段是學習動機、學習成績都低落的小孩，不適應學校學習的方式。他們沒有家庭支持，另一個沒得選擇是學校，通常男生都是學理工、做汽修，女生做美容美髮，這沒有好壞，而是沒得選擇，如果潛在認同、想要發展的興趣不一樣，如果在機構裡喜歡文法商社會科學的都沒得選擇，都是為未來生計的考量」。

「在機構裡，我們都會聊，我們是大人後，會忘了自己怎麼長大的？看到小朋友換工作，我們念小孩都是三分鐘熱度，我會蠻有感的，人不是都應該在嘗試裡越來越清楚自己要什麼」文國士認為，在機構裡陪伴孩子成長的過程，例如找工作、學習，對他來說更重要的是，孩子在這過程中累積特別多的挫折，無論在這過程他做了什麼工作，只要合法，無論他們的選擇是什麼，核心最重要的是，孩子心裡的韌性，這是重要的，因為他對未來會更無感。

有人提問「如何跟機構裡的孩子相處？我們做為老師，如何引導學生跟機構的孩子相處？」

文國士：如果討論「階級」這件事情，今天在學校裡，可以當老師的人，或是司法界那端（有個官位叫保護官，三等以上考試），可以考上三等以上的法官，這兩大群人很重要、都是跟安置機構密切合作，但這當中有個困境，可以考上三等以上、念國立大學的這兩大群人，就比例上而言，生命經驗跟這些小孩很不一樣。但一樣也不一樣，K12的遊戲規則就擺在那邊，在K12的遊戲規則裡，我們都是得利的這一群。

我遇到很多頂大的學生要在社區裡做兒少工作，包括在東華大學裡的人，他們都會問，我跟孩子的經驗很不一樣，但我認為沒有那麼不一樣，我們都想要考一百分，我們也會考試考不好。回到兒少，我們沒有那麼不一樣，不一樣的地方會是在，我們受教育的過程中，很少去想我們受過什麼樣的傷，我們可以想想自己生命裡的傷，那會是同理別人的開始。

另一個例子是，晚上七、八點，如果你跟我回到家園的時候，會看到一群年輕人刺青在球場上幹架，你會有害怕的感覺？不管那個感受是什麼，都好，我們可以回頭問自己感覺的起點「為什麼」？我感受到的是，我們會在那個工作領域裡，接觸到很陌生的學生或個案，也許你會覺得很噁心、很可怕，接納那個感受，不管產生什麼樣的感受，那背後的原因是什麼？

再舉個例子，我的朋友跟我去看我爸媽，我朋友都沒有接觸過思覺失調症的病友，除了透過媒體很偏頗的刻板印象，他第一次接觸到覺失調症的病友，到了現場，被幾百個病友包圍那個感受是真實的，會害怕是真實的，可以討論的是，那個「害怕」是怎麼來的？接納你所有的情緒，為什麼會有那個感覺？為什麼會有那個想法？背後那個原因是什麼？

東華大學畢業的社工也很有感觸的說：剛剛聽國國老師分享，我做幾個重點歸納，第一個是「創傷知情」，我從事社工七年多，從瞭解個案到進入個案的家庭、瞭解他的生命故事，「創傷知情」講的不是工作方法，而是用不同的視野去看待這件事情，我們在做任何服務工作都可以用這方法去看，才不會把問題放大，不會把個案、學生、甚至機構的孩子過度放大，這是我到工作第五年才比較理解，才不會像之前把自己壓垮。第二個是國國老師剛提到的「課題分離」，我也還在學習，社工要承載很多，身為公務人員有很多交辦案件的業務壓力，甚至家庭壓力。我也想要分享兩句我大學老師曾說的話「我們在服務過程中，是把個案看成人？還是問題？」，「在服務過程中，我們是走進這個人的經驗？還是只看到這個事件？」。

李奇穎執行長：很謝謝意雪老師，不同領域的伙伴進行對談。今天很有默契，談到「標籤」，對於助人工作者、教育工作者，怎麼看待「標籤」？不一定有了「標籤」勢必走向負面的結果，我也想做一些分享，第二場對談人提到，「照顧」不一定是單向的，怎麼「照顧」安置機構的孩子，「照顧」是雙向的，當我碰到他們那時候的感受是什麼？這也呼應國國提到的，我為什麼會有這個感受？反思那個原因是什麼？意雪教授剛提到，當我們做了一個標籤，用不同的正面方式看待那個標籤，其實我們都是受惠者，我們都是共好。老蘇用了一個方法，對待麻煩的孩子，讓其他孩子有相同的學習，這個老師是在改造這個文化，一旦文化改造下來，受益的不是只有那個孩子，受益的是每一個人。

文國士：最後做一個小廣告，在現場陪著孩子的老師、陪伴者是最重要的，未來我跟伙伴要成立CFC協會，像TFT，讓更多相關科系的學生加入生輔員的工作。現在職涯平均是二、三十年，如果我們知道現代人工作要這麼久，那在大學畢業一開始的頭兩年，有機會可以去嘗試都蠻好的。我們正在籌備協會，接下來會邀請大家加入，歡迎追蹤我們的IG、FACEBOOK。


花蓮東華大學場講座會後，對談人與現場參加者合影。